续结婚十年(2)_苏青

二

　　分析所有谩骂的种类，大概不外乎：

　　（一）丑诋我之文章为色情作品者，这也不仅小报界诸公是如此说，就是《文汇报》三十四年九月六日创刊号也有这么一段：“……至于色情读物，年来更见畅销，例如所谓女作家苏青和×××，她们颇能在和平作家一致的支持下引起了上海人普遍的注意，其实她们的法宝只有一个：性的诱惑！”

　　我很奇怪自己的作品里面什么地方是含有“性的诱惑”的，找来找去找不到，后来还是看到别处所引述几段，如：“女人爱男人的最小部分”啦，“正待入港，未知深浅”啦，大概就是所谓色情句子的代表了，这就怪不得有人说某女作家对于文学上没有什么贡献，对于生理学上倒是颇有贡献的。殊不知我的四本书里却是绝对没有这些警句，殊未便掠人之美，这是应该声明的。也许稍稍相似一些倒也有这末一句的，就是我说：“女子不大可能爱男人，她们只能爱着男人遗下的最微细的一个细胞——精子，利用它，她们于是造成了可爱的孩子，永远安慰她们的寂寞，永远填补她们的空虚，永远给与她们以生命之火。”

　　原文所说“只能爱男人遗下的最微细的一个细胞”所指乃是孩子，改成“爱男人最小的一部分”，似乎是说某部分了，相差自然很远的，这就无怪乎未读过原文的人的误会了。

　　（二）因文章意义的误会而想象我日常生活很浪漫者。譬如我说一句：“现在职业妇女的待遇真是太菲薄了，简直还比不上一个普通的妓女。”于是有人便说“苏青羡慕做妓女”了。再传又成为“苏青已经做妓女”。又因妓女不免可以发些财，造谣的人似乎心有所不甘，这就转为“苏青做妓女而没有人要”了。没有人要似乎就是丑陋之故，于是把我写得很不堪，许多小报小册子不知从何时起又说我是缠过脚的，于是又有“攀落知多少，年来受折磨，行时行坐时呵，瞌着砖头一块手频搓”等妙词来了。然而在事实上，不但我自己生来未裹过脚，连我的五十多岁老娘也是六寸圆肤，从没有“鞋裁革”“袜裹罗”这种旖旎风光的，合并声明如上。

　　还有一点附带在此提几句，便是以前似乎还也有些报章杂志说我“沉默寡言笑，举止端庄”“服饰大方入时”云云，自然这也是谬赞之辞。不料胜利以后“艳秘”“秽史”等小册子流行起来了，一般人对我的印象大变，甚至于有人拟之为：“马寡妇开店”中的马寡妇，也有人破口大骂为“劳合路上的夜莺都不如的”，想见其振笔直书时之怒发冲冠样子，若是对面骂起来，一定会唾沫四溅的，想想还是听之为妙，好在事实上我也始终没有去过劳合路，更没有在夜宿店中勾引过正人君子如狄仁杰之流，于心无愧，笑骂且由他去笑骂罢了。再说得通俗一些，便是当他“放屁”。

　　后来又有些人从所传关于我的品行的不堪而联想到面貌衣饰之不堪，幸而我虽然生得难看，却是什么残疾也没有，麻皮，歪嘴，独只眼之类的绰号毕竟加不到我的头上来，于是就在一句笼统的“不好看”的定评下细细挖苦服装了，譬如我在夏天穿一件白纺绸衫，下系蓝色西装裙，这原是顶普通的打扮，就算外国老太婆穿了这套衣裙也不会贻笑大方的，然而却有洋场才子替它定名曰“童装”，苏青穿了童装赴宴，自然是笑话了。又如冬天怕冷，穿了套流行式样的丝棉袄裤，是黑缎略添碎花的，闲坐在家中穿穿想也无碍观瞻吧。不知道哪位仁兄驾临，给他瞧见了，念头一转便存心由此处捞回车钱，说是“苏青的冬装是顶希奇的，大红大绿，像唱梨花大鼓的姑娘一般”。令人读了啼笑皆非。因此我常把照片附印在各本书的前面，并不是不知道“藏拙”而愿意“献丑”，不过想表明一下“桀纣之不仁，未如此之甚也”的意思。

　　（三）最恶毒的一种，就是必欲置我于死地而后快，不仅想把我骂下文坛而已的人，他们即如上述所谓“敌人投降了苏青大哭三日夜”派，仿佛我是一向受敌人豢养的，所以敌人去了我便号啕大哭，哭出几大缸眼泪来还不肯罢休。是的，我在上海沦陷期间卖过文，但那是我“适逢其时”，亦“不得已”耳，不是故意选定这个黄道吉期才动笔的。我没有高喊打倒什么帝国主义，那是我怕进宪兵队受苦刑，而且即使无甚危险，我也向来不大高兴喊口号的。

　　我以为我的问题不在卖文不卖文，而在于所卖的文是否危害民国的。否则正如米商也卖过米，黄包车夫也拉过任何客人一般，假使国家不否认我们在沦陷区的人民也尚有苟延残喘的权利的话，我就是如此苟延残喘下来了，心中并不觉得愧怍。至于一般骂我的人呢，虽然他们是在“笔名”的掩护下，我们也略能窥得到他们的真面目，有些可说是比我有过无不及，有些虽然另有解释了，不过考査他们的工作成绩，套一句别人说的老话便是：“除了钻过防空壕外，也并未做过其他的什么地下工作。”

　　其余还有两种惟恐我之不死的人，便是欠我书款的与同盗印我的著作者。那时候我到“文化街”去讨账，他们就冷言冷语说道：“苏小姐你倒没事吗？”

　　我说：“什么事情呢？”

　　他们笑笑：“你的朋友不是都给抓进去了吗？”

　　我说：“朋友的事又与我有什么相干？就是夷十族，瓜蔓抄也还轮不到我呀？照你这样说来，好像我也有连带被捕的可能了，如此我更要早些收齐欠款，以备必要时充公给国家。——总不能白白地好处了你呀！”

　　盗印书的人大概也有这类心理，以为“如今你也奈何我不得”，殊不知在以前我也是奈何别人不得的，在胜利之前，华北不是大量的盗印《浣锦集》、《结婚十年》与《涛》吗？不过前次是盗印于敌国浪人之手，这次是盗印于祖国同胞之手罢了，据说这书是含有毒素的，然而他们还是乐于贩别人之毒，呜呼！

　　闲话休提。却说我眼看到四面楚歌，似乎天时地利与人和三者都没有，还是从此洗手不写了吧。然而事情却有出乎意料之外的，先是有一位妇女界小领袖来对我说：要我代她写一篇文章，是恭维妇女界大领袖的。“现在且不必说明，”她谨慎从事地说：“渐渐的时机成熟了，我就替你吹嘘，把你的名字告诉她。她可是一个了不起的人，她的……她的好朋友是党政要人。你若能得到她的支援，便一切不成问题的了。”

　　原来是叫我替她做“地下工作”的，天晓得。我没有答应。不久那位妇女界小领袖又来了，说是妇女界大领袖已经知道我的名字，可是很不以为然。“她现在很忙，请她写文章的人很多。”

　　她代为得意似地说：“可惜忙不过来。假如你能够代她写一些东西，署名用她的，稿费全给你，她也许渐渐地能够谅解你。”

　　我为什么要得到她的谅解呢？也不希罕此区区稿费，因此又没有答应她。后来据说那个妇女界大领袖对我的印象很不好，动不动就向别人说：“苏青的文章是谁代写的？苏青的朋友是不是……？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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